外交衣着的困惑

作者：杨冠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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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调入外交部，1951-1954年派往朝鲜，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；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、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、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、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、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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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北京外国语学校，教授在上课，我正认真听讲做笔记时，门开处，有人递进一张条子，我并未在意，不期那纸条最后却传到我手中。我看后，忙收拾讲义，向教授打了个招呼，出教室去了。

北京外国语学院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）

盛夏的西苑，烈日当空，知了在树梢上声嘶力竭地阵阵鸣叫。细长的垂柳随风轻飘，好不自在。路旁的小沟里流水淙淙，予人清凉感觉。我快步走在树荫下，心里纳闷，干部科找我有何贵干？

进了办公室，我呆呆地站着，等待发落。科里的同志客气地让我坐下，然后通知我，组织上决定调我出去工作。星期一早上就到外交部报到。

只有一天的时间，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，告别了战友。他们都为我高兴，我是班里第一个调出工作的学生。大家心里有数，大部分人不到毕业都要分配工作，那是外交工作大开展的1950年。

星期一清早，两个熟友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，一个手提箱、一个铺盖、一个网线袋，我的“私人资产”全都在此。两手一提，我就上了进城的汽车。

到了外交部，干部司和我简单谈话后，安排我住到东单的渤海饭店待命。饭店里热闹非凡，尤其是后院家属宿舍，孩子哭、保姆叫，熙熙攘攘，都是准备出国的人员。出国是件大事，农村的父老也来相送，饭店里多了一些特殊的客人。我住在饭店前厅的集体宿舍里，只见出国人员大包小包往里带，最后西装革履、旗袍烫发朝外走。刚步出“革命熔炉”的我，鄙薄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，对这种变化还有点不习惯。

我自岿然不动，每天照常背诵我的《英语回声》——当时北京旧书摊上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本英语会话书。傍晚，又去东单小市溜溜。吃食摊上只有二分钱一个的北京小吃“炸回头”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40天后，干部司终于把我找去，向我做了解释，本拟调我去东南亚某国工作，后来部领导考虑我的人文背景，决定先让我在国内锻炼一段，于是正式分配我到部办公厅交际处工作。没有想到，从此便同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形影不离。

交际处（礼宾司前身）的对外活动甚多，都是场面上的事。当上“礼宾官”，领导给我上的第一课便是注意边幅和个人观瞻，因为这是工作需要，也体现国家体面。这话没错，但说实在的，建国之初，百废待兴，物质条件艰苦，许多事也是够难为人的。

外交部庭院及办公楼

（图源：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）

到岗不久，适逢国庆一周年。10月1日晚，周总理为外交团举行国庆招待会，地点是外交部东楼礼堂。

说起东楼，许多老同志都知道，那是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段祺瑞修的北洋政府外交部的一部分。解放后，东楼主要用于对外接待。

外交部办公楼（东楼）二层平面图

（图源：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）

一层为对外活动较多的单位，如苏欧司、国际司、交际处、签证处所占用。二层有部长办公室、会议室、办公厅，还有一个多功能大厅，是大型招待会的场所，也是干部听报告的礼堂。一层的进门处有四根粗大的圆柱，颇有气魄，正对大门的是外宾的会客室，门廊的左右两侧各有半圆形的楼梯通往二层，大理石的阶梯铺了红绒地毯，就当时的条件而论，算是豪华了。

我的思想很矛盾，一方面为能进出其间而感到骄傲，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十分表面化，同现实生活差距太大。

顶银胡同

举个例子来说，当时的“礼宾官”多数是单身汉，住在顶银胡同的集体宿舍里，三四人挤一小间。不知床架为何物，两条板凳、一块床板就可呼呼大睡。房间中间放了一张堆放洗漱用具的公用小桌，冬天勉强放下一个火炉。除此，四壁空空。

参加这么一次重要活动，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当然是头等大事。不需我做什么准备，正处于熟悉情况的阶段，凡事小心，干着学就可以了。

令我发愁的是，没有像样的衣服可以穿。那时，总算有了一双皮鞋，是用了两个月的津贴（共6元）在东单小市买的翻皮大头皮鞋。可恨竟是伪劣产品，穿了两次，鞋帮就开绽了，幸好还不特别明显，可以凑合着穿。

衣服呢？翻箱倒柜才找到一件稍像样的衣服——一套刚发不久的灰色校服。但不知什么时候，衣襟从左到右撕裂了一道1寸多长的口子。其他衣服都较陈旧，别无他法，只好在这件破衣服上做文章了。

小店里买了一束颜色相近的棉线，干起了“女红”，想凭我的薄技把它修补起来，无奈使劲浑身解数，破口是缝了起来，但修补的痕迹过于显眼。心想也许熨烫一下会抚掉一些补痕，于是把衣服送往部里的洗衣房，取回时，衣服平整多了，但缝补处却欲盖弥彰。计穷之后，我下决心穿着它去参加招待会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
东楼里灯光辉煌，气氛热烈，各国使节个个神采奕奕，穿着礼服或民族服装，挽着珠光宝气的太太前来赴会。周总理及部里领导在礼堂入口处迎接，握手致意和接受祝贺。服务员递上酒水，然后宾客们各自散开，自由交谈。

交际处的同事们都各找熟悉的朋友谈话，我也凑上前去，但姿态与众不同：右拇指伸进前胸襟内，搭在第三个纽扣上，其它四个手指留在襟外，遮住了丑处。好一副潇洒风流的模样，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这般站姿。这姿势一直保持到招待会结束，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。

那年冬天，王倬如处长做了一件蓝灰色的卡其布棉衣，平整的布面上，细细的白线针脚排列成行，看上去好像是隐条，蓬松的棉絮也被鼓了起来。他坐在灯下批文件，我静静地从背后看着他的新衣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

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在一起合影。（前排左起：王炳南、雷任民、李克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陈家康、龚澎、冯铉、黄华、吴冷西；二排左起：王倬如、乔冠华、师哲、宦乡、柯柏年、雷英夫）。（图源：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）

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我国出席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。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：“我认为这个代表团成员的服装应庄重、严肃，就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，为每个代表做了一套中山服。”其实，不仅为每个代表，也为每个男团员做了一套质地和做工都比较精细的黑色中山服。每位男士还外加一套西服和一件秋大衣。但挑选的面料种类有限，到了日内瓦，许多人都惊讶地发现“所见略同”，团员们身上衣服的颜色和花纹相差无几。

大批团员抵达的那天，我也去接机了。人下机后，开始卸行李。巨大的机翼下，几十个衣箱排列成行，一个颜色、一个尺寸、一个样式，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，我好像感觉是百货公司衣箱部在卸货。

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穿的制服

（图源：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）

中山装，可以说是我们的国服。黑色中山装更是中国外交官的礼服。例如，呈递国书时就非它莫穿。50年代初，交际处曾酝酿制订中国的外交官服。图样都已画就，但此事始终没有搞成。

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上

（图源：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）

日内瓦会议前后4个月，经历春、夏两季，一套西服实在不够穿，我便别出心裁。一天，上身穿了公家给做的浅蓝色西服，又换上黑色中山服的裤子我就出门了。

日内瓦会议出席证

（图源：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）

下了车，瑞士警察查验了身份证，我若无其事，昂着头，夹着皮包，大模大样走进了国联大厦。许多记者挤在门口，我也没有留意是否有人照相。

午饭的时候，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把我叫到一边，悄悄地提醒我：“西服的上下衣是不能随便搭配的！”我脸一红，从此学到了穿西服的一个基本知识。

假日，团员们三三两两到街上溜达。小方和我及另两名女同志相约同行。日内瓦的大街上，特别是莱蒙湖畔，游客如云。我们有说有笑，没感觉自己来自异国他乡。

走着走着，前面来了两位头蒙披巾、身着罩袍的修女到了我们跟前。两人突然站住，齐向我们微微鞠了一躬，然后离去。我们没有十分在意，觉得大概是向“中国人民”致意，便点头致谢。走不多远，又遇到修女鞠躬。大家便心里打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突然若有所悟，又几乎笑了出来，我向同伴说道：“嘿，我们中间出神父了！”

“什么神父？胡说八道！”一位女同志做了反应。

“你们看小方那般打扮，上下一身黑，衣领上又露出一圈白色的布衬，不是神父，又是什么？”

大家觉得分析有点道理。

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大门装饰彩旗横幅，欢庆建馆后第一个国庆节（图源：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）

几年之后，我调到驻阿富汗大使馆工作。出国前，在上海置装，面料的选择较广，做工也较考究，穿到国外至少不比苏联、东欧的外交官逊色，但当时忽略了一个细节，造成后来的许多被动。

大使呈递国书，照例要穿黑色中山服，同去受国王接见的两名参赞也是身着“礼服”。我担任翻译，也算一名外交官，不好例外，但他们都戴着配套的黑呢干部帽，上下一致，独有我尴尬。因为当初日内瓦会议时，没有考虑为我们做帽子，上海再置装时也未补做，就我一人光着头。考虑再三，我还是想办法找了一个替代物——一顶黑色的布质干部帽，布面微皱，颜色略浅。

丁国钰大使走过王宫仪仗队，我跟在后面，穿着上下不配套的“礼服”，虽然可能没人注意，但自己心里总不是滋味。

在外三年，穿“礼服”的场合不少，都这样凑合过去，想补救也无法，当地裁缝不会做中国特有的干部帽。

同中山装相比，西服有其长处，但我对这“洋装”仍有所薄。不是我有排外思想，而是感觉西装革履毕竟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相适应，同中国人的习俗也相左。我们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在模仿甚至追赶外交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形式时不免滞后。这又何妨？在我这个思想保守的人看来，服装不过是外交舞台上的“戏装”，原则上应上台时穿，下台时卸妆。

正因如此，多年来每次外事活动回来，解开了衬衣领扣，撤去了领带，常有“解放”之感。尤其回到国内，穿了布衣、布裤，换上便鞋，挤电车、排长队、蹬自行车，还我本来面目，心里才感到踏实。

— END —

文字 |《苦甜的鸡尾酒》 杨冠群

图片 | 《建国初期的外交部》、网络

来源 | 外交官说事儿     编辑 | 走近外交 霖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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